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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北京的大功臣 争夺张家口

编辑:张家口睿儿网络发表于:2014-04-14 08:25:51 9816 次阅读

  “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评傅作义

  1936年11月15日清晨6时。

  绥远集宁前线指挥部。

  天色仍然是黑黢黢的,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映衬着被朔风卷着的雪花,漫天飞舞。

  如果不是在这间铺满了作战地图,挂满了密如蛛网的电话线的作战指挥室里,如果不看领子上的将官军衔,人们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穿着一身布军装,肩宽体壮,身材魁梧,纯朴的面孔圆满而微红的军人,就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

  军情紧急。

  前线来报,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

  傅作义不由的把目光瞄向作战地图上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地方并不大,但却是绥远东部的门户,由察北、商都通往百灵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不言自明,日伪进攻红格尔图的目的,肯定是要打开绥东的门户,会师归绥,进而占领整个绥远。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进一步推行征服满蒙的计划,向察哈尔、绥远扩张。先后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2月在嘉卜寺(今化德) 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由关东军派出大量军官担任顾问和指导官,编组伪军,储备物资,盘踞在张北、尚义、商都、百灵庙、大庙等地,蓄谋与中国军队一战。

  日本人夜来拉拢、策动傅作义。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归绥,说服傅作义来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被傅作义断然拒绝。

  “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在一周前35军营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上,傅作义动情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要来的终究会来,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沉思良久,傅作义命令守军固守红格尔图,等待援兵。不过,他命令第35军骑兵第 l师和第212旅,不要去直接增援红格尔图守军,而是发挥骑兵善于机动的特长,星夜奔袭日伪军的侧后。

  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攻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虽然有日军飞机的掩护,但由于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连攻几天,都未得逞,自己的后路反被兜抄,顿时阵脚大乱。战至18日上午7时许,田中隆吉忙下令部队后撤,中国军队趁势两面夹击,日伪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中国军队全胜告捷。

  日伪蒙军百灵庙、大庙等地集结有重兵,囤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不收复此地,终是心腹之患。

  傅作义决心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他指挥孙长胜的骑兵第2师、孙兰峰的第211旅以及炮兵、装甲兵分队,于11月23日夜,冒着大雪和零下20℃的严寒,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对敌实施远距离奔袭。

  部队一夜急行军,于次日凌晨,突然向百灵庙发起猛攻。驻守百灵庙的是伪蒙军第 7师,以为凭借险峻的山势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可以高枕无忧,毫无戒备,仓皇应战。中国军队乘敌混乱之际将其分割包围,24日上午9时半,战斗结束,击毙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俘敌200余人,击毙敌人600余名,另外有200多人因仓促逃跑,衣冠不整而被冻死在草原上。伪蒙军阵前反正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国军队仅伤亡400余人,取得了闻名于世的“百灵庙大捷”。

  12月4日,傅作义军在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后,乘胜向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发起进攻,并于12月9日收复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深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钦佩。战役开始前的8月14日,毛泽东就派南汉宸携带自己亲笔信到绥远与傅作义联系,信中说:

  “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1月21日,红格尔图大捷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颇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原本是体现在“善守”上。

  直奉战争,担任阎锡山的晋军第8团团长的傅作义,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宋哲元率精兵攻城3个月,都未能将天镇攻克。

  北伐战争时,傅作义深入张作霖的奉军腹地,夺占涿州,威胁北京。但晋军其他各路部队纷纷失利,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击退占绝对优势的奉军对涿州城9次总攻,死守涿州达百日,直至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后来还是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的著名一役,傅作义善守的军事才干普遍得到军界公认。

  此次百灵庙大街,傅作义“能攻”,尤其是擅长长途奔袭作战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举世公认。


傅作义:北京的大功臣_图1-2


  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记者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

  1937年底,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陕北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

  后来傅作义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遭到阎锡山的讥讽,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言外之意与八路军仅相差半路。

  1940年春,五原大捷,傅作义趁日军主力东撤,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一夫中将,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名将。

  抗战结束后,傅作义曾向国民党政府4次提出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但都未能如愿。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奉国民党为正统,与共产党交恶。

  傅作义曾放出狂话:“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史料载,毛泽东在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进行谈判的文电中,数次提到“傅氏*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傅氏*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招致了毛泽东如此强烈的不满呢?

  解放军的战史很少提及此事,一来傅作义最后终于站到共产党一边,二来与傅作义交战的华北解放军曾被傅作义战败,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修史者也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缘故。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傅作义:北京的大功臣_图1-3


  毛泽东主席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授给傅作义以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占领集宁,成功解大同之围后,与承德的国民党军从东西两线形成对张家口夹击之势。

  张家口是是国共必争之地,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它控扼华北、东北、察绥战略要冲,北通外蒙库伦,西北通苏联乌里雅苏台,东北通热河。延安的干部去东北,张家口是必经之道,因此极具军事、政治价值。

  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在集宁会战失利后,于1946年9月1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而毛泽东却不同意过早放弃张家口。

  毛泽东有自己的理由。掐指算来,抗战结束后,晋察冀总兵力约32万人,扣除复员的10万人,也还有20万人左右,大同、集宁会战失利,总兵力仍有10万人以上,对国民党11、12两个战区的7万多进攻兵力,仍占一定的优势。

  9月18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指示晋察冀军区:

  “集中主力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灭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

  “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为了不把话说的太绝,毛泽东同意聂荣臻,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撤退:“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华北野战军判断,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东线,只有在东线占领怀来后,傅作义军才可能沿铁路线出动,在最短距离内会师柴沟堡。因此将晋察冀军区解放军主力置在东线的怀来、延庆地区;将4纵一个旅及晋绥军区主力配置于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一线,严阵以待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上当,而是采用暗渡陈仓、声东击西之计,派出一团人乘火车伪装成主力,在装甲车掩护下,每天白天从大同开往阳高,晚上原车返回大同,连日往返,作出大兵团运动的姿态,并由12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员先到大同打前站,号房子,征购粮秣,扬言大军在大同集结,傅作义本人将亲到大同坐镇指挥进攻。另一方面,傅作义却悄悄将主力集结于集宁地区。

  9月29日,东线战役展开,经10多天激战,国民党军被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

  蒋介石故伎重演,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的12 战区管辖。10月8日,早已集结在集宁玫瑰营子一带的傅作义主力2万余人倾巢出动,直扑张家口。为了加强攻击能力,傅作义甚至动用了王牌——12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编有汽车团、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战防炮兵营、坦克大队、铁甲车大队的机械化部队。

  傅作义为达到奇袭的效果,命令主力部队不走铁路,不经大同,所有骑兵倒穿棉衣,马蹄裹布,绕由长城外荒无人烟之地,从后方直扑张北,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使守在柴沟堡的解放军4纵和晋绥军区主力没有了用武之地。

  张北只有解放军一个连和两个警卫排驻守,傅作义出动精锐骑兵一个团,挥舞马刀和冲锋枪,进行近战、白刃战,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占领张北县城。

  张北县城失守,聂荣臻一面下令急调东线主力回防张家口,一面明正在后方整补的教导旅在狼窝沟阻击。

  狼窝沟位于张家口北部,是张家口北部的屏障,在张北与张家口之间,地形非常险要,两边高山峻岭,中间一条峡谷,公路即由其间通过。

  10月10日拂晓,傅作义军在13架飞机和12辆坦克的配合下,向狼窝沟解放军阵地发起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天近黄昏,经过多次白刃格斗,教导旅最后未能顶住,全部阵地失守,只能撤出狼窝沟。

  随后,教导旅在狼窝沟和张家口之间公路上转入机动防御,节节阻击迟滞敌人向张家口转进,掩护张家口的党、政、军机关大撤退。

  11日早晨7时,蒋介石为使傅作义很快攻下张家口,特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率空军支援。国民党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张家口方向开进。空军侦察报告,发现大部解放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移动,判断张家口的解放军已经撤退。

  狼窝沟失守后,张家口已无险可守,而傅作义军锐气正盛。聂荣臻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10月10日晚6点,起草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要撤出张家口。

  10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表明不愿放弃张家口:

  “傅顽远道奔袭,必轻装,且系孤军深入粮草弹药难多携带,平绥主道未通,追送亦甚困难。我张垣有两团兵力,不要全城防御,择重点坚守数据点,特别是坚固独立家屋,坚持数日是完全可能的,钳制傅军,集中张(宗逊)陈(正湘)两部主力,在野战各个歼灭傅顽,消灭其四五个团,该逆必退,如张垣已失,即在城南坚守数据点(如宁远堡、左卫),仍可打退傅顽,请酌决。”

  但聂荣臻已回天乏术,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只好忍痛放弃张家口。

  11日下午4时许,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加强连,乘十轮卡车5辆,在4辆小型坦克的掩护下,开进张家口。但见城内商店铺门紧闭,市面安静得像一座死城一样,街道上一个活动的市民也看不到。

  10月12日,傅作义一面来电嘉奖各部队;一面令董其武迅速清扫张家口外围。防守在左卫镇的解放军见有重炮和坦克配合攻击,未作坚强反击,即向察南蔚县方向转移,张市附近再无战斗。

  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后,即派出骑兵追袭华北军区撤退部队,一路追杀到桑干河边上。

  解放军撤退途中,牺牲不少干部战士,为此华北野战军刻骨铭心地痛恨傅作义。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和平改编为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很多干部战士想不通,思想上弯转不过来。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给整个华北战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国民党军则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东北,华北,西北的交通,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张家口失利,即没有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自己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又丧失了根据地最重要的中心城市。

  从大同、集宁到张家口,傅作义让华北解放军损兵失地,吃了很多苦头。1947年7月,在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刘少奇,严厉批评了晋察冀领导人。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到晋察冀指导工作,以扭转晋察冀根据地的局面。

  经过这几场战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刮目相看,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傅作义确实是难得的帅才,晋绥军的战斗力和顽强作战的风格,也令人不可小觑。

  为了更有效控制华北战场,1947年12月2日,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及绥远5省军事。

  他改变作战方针,针对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法,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战对运动战的机动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术包围,逐步消灭解放军主力。

  傅作义侦察得知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调外线作战,准备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内部空虚,于是制定了“冀中穿心战”的作战计划,任命号称“大青山之王”的手下悍将鄂友三为总指挥,率领骑12兵旅不足两千人的精兵,配属杜长城的爆炸工作大队和李子兴的新闻宣传队,组成“救民先锋队”。鄂友三的骑兵负责击破沿途根据地军民的阻击,杜长城爆炸大队负责破坏根据地的设施,李子兴新闻宣传队负责宣传鼓动,沿路收集新闻,拍摄照片发回天津。

  冀中地处北平、天津、保定战略要冲,是华北晋察冀解放军的重要根据地,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兵工生产发达。华北解放战争,离不开冀中的兵源、粮源和武器制造。

  冀中区党委机关、冀中军区所在地就在河间县的黑马张庄。

  1948年4月11日,“救民先锋队”从天津秘密出发,向冀中大城县进攻,冀中军区毫无防备,骑12旅于当天中午到达北迸庄,分区独立营匆忙设防阻击。鄂友三以十几骑正面佯攻,主力分两侧快速进行包抄,骑兵从正面,两侧三面夹击,营长夏英才当场战死,独立营死伤惨重,幸存者四散奔逃。

  骑12旅按预定计划,继续南侵,于12日攻入大城境内,又将缺乏战斗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大城民兵营和分区的一个新兵连击溃,长驱直入,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

  鄂友三的骑兵旅孤军深入,一路上迅猛快速推进,一来充分发挥草原轻骑特点;二来是沿途解放区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又是仓促上阵,防堵不利;三来傅作义惟恐华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赶回,因此在大城境内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破坏,但李子兴新闻宣传队及时拍下照片,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4月13日,傅作义命鄂友三进攻任丘县,任丘县没有防范,鄂友三轻易得手,大肆破坏当地军用、民用设施,烧毁了冀中军区8分区装满部粮食,正准备送往前线的一座粮库和多间房屋。

  根据事后统计,鄂友三在任丘县总共烧毁了 30万公斤粮食,缴获小麦300余吨,大米8千余吨,杂粮200余吨,面粉万余袋,杜长城的爆炸大队炸毁了县城内的解放军3个兵工修理所,毁坏各种枪支2 千余支,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酒精制造厂和运输大队。

  15日凌晨,傅作义又指挥鄂友三的骑兵向此行最重要目标——河间县城快速发起进攻。进到河间县城外围时,鄂友三命人切断电话线,冒充解放军与河间县城内的解放军总机联系,了解了解放军的防御部署,从防御薄弱的城东关突然杀入县城,从解放军阻击部队背后猛插一刀,占领了河间县城,留下部分兵力进行烧、杀、抢掠,骑兵主力则快速杀向冀中军区所在地—— 黑马张庄。

  军区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不得不撤退。鄂友三在城里城外进行了严密搜索,进行了彻底的破坏,烧毁一座汽油库,炸毁了地雷制造厂和第8军分区烟草总厂,烧毁被服厂,厂内有棉军衣15万套,单军衣 10万套;烧毁一个军鞋厂和厂内10万余双棉鞋,15万双布鞋。炸毁广播电台、冀中军区生产促进会总库、晋察冀日报社全部器材、冀中军分区干部训练团、中共中央党校修械所、冀中军区造纸厂。

  尤其是冀中军区的大型军火仓库也被杜长城爆炸大队炸毁,内有各种炮弹万余发,各种枪支5千余支,地雷手榴弹万余颗。解放军储备的马料2万多担也被付之一炬。没有烧毁的粮食,也进行了就地散发。

  撤退之前,骑12旅彻底捣毁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狂妄之极的鄂友三竟然在冀中军区为毛泽东准备的精致卧房书案之上,留信一封,称“来访未晤,由汝等自夸铜墙铁壁之老巢,今日已为国军摧毁,今后将随时来访。”

  鄂友三的骑12旅本身军纪就不好,此次奉命烧、砸、抢,更是无所顾忌,给毛泽东和军委留下极坏印象。

  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孙毅,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4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西柏坡见到孙毅的时候,批评他:“今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鄂友三骑兵旅奔袭冀中河间,听说你们受了损失,把你这个孙胡子做饭用的锅都砸了。这说明你们警惕性不高,对敌情报掌握得不准,不细。”孙毅是当年宁都起义的骁将,因蓄着一把大胡子,而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孙胡子”。孙毅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检讨。

  傅作义的部队占领大城县后,冀中军区焦急万分,急电催调主力回援。不仅冀中军区部队星夜赶回根据地增援,就连出击察南、绥东的4纵也急忙抽调部分主力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增援,并于16日赶回冀中根据地。

  而傅作义见吸引解放军主力回援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命鄂友三的骑12旅迅速经青县返回天津。

  此次傅作义谋划的“冀中穿心战”,不损一兵一卒,仅以损失战马一匹的代价,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军冀中军区的后方,并迫使解放军回援,达到其战略目的。不仅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灰头土脸,就连华北野战军的各级首长也大感脸上无光。

  更为严重的是,华北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后方根据地机关又受袭击情况下,不得不撤退,提前结束察南绥东战役。

  傅作义此次“冀中穿心战”,批亢捣虚,大胆远程奔袭,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战果比两年前国民党嫡系主力94军121师进攻冀中根据地要大得多。那次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结果仍然损兵折将1500余人,被击毁坦克3辆,最后狼狈退走。两相比较,傅作义的胆识和指挥才能确实是可圈可点。

  1949年10月下旬,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令傅作义故伎重施,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傅作义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12旅和郑廷锋的94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

  这个计划不巧被平津地区的*地下党得到,迅速传到了*中央。毛泽东一面明中央机关作紧急疏散准备,一面调遣杨成武兵团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同时在广播电台公开宣布:“我冀中地区没有部队,你们想袭击我中央机关,有胆量就请你们来吧!”

  傅作义听到广播,认为解放军已有准备,急令鄂友三等火速北撤,偷袭计划落空。

  鄂友三恶有恶报,欠债良多,终究难逃一劫,虽然后来在绥远起义,但在1950年11月以暗通国民党罪被逮捕,虽经傅作义营救,最终还是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是一个倔强的人,按他的性格,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存了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了民情。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在12月12日夜,派了两位和谈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一行4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

  刘亚楼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我方的基本观点是傅作义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

  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104军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被歼灭了。解放军攻打张家口这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电报,提出4点要求。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 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文中的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第三路线。

  1月7日凌晨5时,为平津战役操劳,夜不能寐的毛泽东致电前线司令员*:

  “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署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此时,北平的学者名流都希望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同盟代表,与解放军重开谈判。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

  周北峰与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到了海淀镇又换乘吉普车到了西山,见到程子华将军。翌日清晨,又到了蓟县八里庄,会见了聂荣臻。

  聂荣臻提出,傅作义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阐明4点主张:

  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

  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徐永昌带来蒋介石的旨意,让傅作义把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由空军空运。

  不久,蒋介石又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傅作义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

  郑介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在北平的军统人员,用各种手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 对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把他们暗杀。

  傅作义又派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的邓宝珊到通县,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聂荣臻告诉对方,解放军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

  仅29个小时,天津便便被解放军攻克,陈长捷等当了俘虏,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最后决心。

  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1月16日晚,林彪司令员会见了邓宝珊,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政委联合签署的给傅作义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这封信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的最后通牒。傅作义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

  傅作义私下对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

  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央总部驻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毛主席和蔼地说:“你做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叫着傅作义的字,风趣地说:“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你还是把他甩掉了。”

  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毛主席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一听连忙问道:“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

  关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毛泽东又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他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尽早开始建设。

  平津战役结束不久,绥远问题果然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4月24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也获得解放。自此以后,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已经连成一片,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扫清蒋军残余,为赢得解放全国大陆奠定了基础。

  傅作义建国后竟仍居高位,党内有些人对此想不通。毛泽东便分别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而且对傅作义一直予以信任,经常请他到自己的住处,有时还邀请他一起吃饭看电影。

  1951年初,当毛泽东得悉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原绥远起义部队士兵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时,还特意给傅作义写了封信,信云: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不知是毛泽东特意打听,还是无意之中得悉,农历的五月初五是傅作义的生日。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特意派薄一波把傅作义请来吃饭。吃饭时,毛泽东与他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留心到自己的生日,还请自己吃饭,内心十分激动,感慨地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佩之至。”

  建国初期,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

  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想起了1949年城外的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祈年殿被轰坏一角的往事,于是便指着修补过的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没有得到。

  1955年9月, 傅作义却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人。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2年被保送到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两年后,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后回山西,被派到独立步兵第10团任见习官,后升排长、营副、营长。1924年10月,因战功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925年春,傅作义率领第8团坚守天镇县城,被擢升为第4旅中将旅长,旋又升为第4师中将师长。次年,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附蒋反奉,傅作义率第4师守涿州百余日,以“守城名将”蜚声海内外。

  1928年,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市警备司令。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第4路军指挥官,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傅部占领济南,任济南行营主任。12月率部移驻绥远。次年1月,任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通电抗日。1933年5月23日,傅作义在怀柔牛栏山一带,率部予日军以重创,史称“长城抗战”。1935年4月,傅作义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11月14日,日军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5000余人由商都出发,进犯绥远省红格尔图。傅率部迎击,在百灵庙重创日军。毛泽东曾发表贺电,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为国御侮”锦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受任为第 2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指挥忻口战役和太原守城战。1938年,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晋西吕梁山区柳林镇,曾与*派来的曾三、程子华等会谈合作抗日事宜。是年冬,率部进入绥西河套地区,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傅作义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次年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上旬,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9月,又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9月,傅作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傅作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965年,傅作义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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